唐朝实力那么强悍，明明是大唐盛世，为何还要派公主和亲？

唐朝自鼎革以来，其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就十分的严峻——北面是强大的突厥，西部是日益发展的吐蕃，外部民族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唐朝的国家安全。隋唐都承接着前朝以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的军事传统，但这种军事制度到了唐朝就已经难以为继。继承科举传统的唐朝在发展前期逐渐出现了文兴武衰的现象，勤于诗赋的李白式文人越来越多，能征善战的武将越来越少。唐朝内部缺兵少将的现实，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一方面对内重用那些边疆地区能打仗但有着少数民族血统的番将，如安禄山、史思明等；另一方面，将有皇室血统的公主下嫁给周边民族的首领。和亲政策实际上就是唐统治者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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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一下，唐朝虽然强悍，但也不是可以同时吊打周边部族，实力强悍，但是捍卫自己也需要发动战争，哪有和亲付出的代价小。

①和亲代价小

在唐朝文化氛围并没有排斥和亲这件事，而且自汉朝已有先例，所以，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贫民百姓，都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能用最少的代价，解决问题，何乐而不为

②唐朝也不是可以任意而为

唐朝实力的确强大，但那也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才有绝对的优势，一对多，就要考量一下啦，恰逢，唐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林立，各个实力都不差，因此采取和亲政策，可以避免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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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唐朝对外策略是：有的和亲，有的不和亲。

比方说，唐朝对抗高句丽、突厥，几战全胜，那么就不和亲。

反之，再看唐朝对抗吐蕃。

西安（长安）唐朝年间行政区划就属于吐蕃。并由吐蕃扶持唐广武王李承宏在西安（长安）称帝。

西安（长安）关中地区唐朝年间就被吐蕃攻破，成为唐朝年间最大的笑话，“天子九逃，国都六失”。因为不能“长治久安”，唐以后宋代“长安”名即被取消，改名“京兆府”（路）。

唐朝从未攻占拉萨，而吐蕃攻占了西安（长安）关中地区。

那么就需要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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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有两种，这两种形式相似，但实质却是天壤之别。第一种和亲，是国家虚弱时的和亲，这是将女人献给外国，屈辱求和，是一种无奈之下的丧权辱国；第二种和亲，是国家强大时的和亲，这是将女人赏赐给外国，是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一种最高规格的手段。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属于第二种，唐代所有公主对外和亲都是属于第二种，唐代没有任何一次和亲属于第一种。

这里所说的和亲，是指中国将公主、宗室女子或者宫女下嫁给外族，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嫁娶，那叫做联姻，不是这里所说的和亲。和亲不仅仅在中国有，在外国历史也长期存在，比如东罗马帝国就有很多和亲，10世纪巴西尔二世皇帝曾将妹妹安娜公主下嫁给基辅罗斯公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13世纪米海尔八世皇帝曾将两个女儿分别下嫁给金帐汗国权臣那海和伊儿汗国大汗阿八哈。东罗马的这两次和亲，也是性质不同的，巴西尔二世将妹妹嫁给罗斯王公，是上文说的第二种和亲，即国家强大时的和亲，米海尔八世将女儿嫁给蒙古宗王，则是上文说的第一种和亲，即国家衰弱时的和亲。同样的，这里所说的国外的和亲也是指文明国家将女人送给野蛮国家，而像欧洲各国王室之间的联姻不算和亲。

国家衰弱和国家强大时的两种和亲，现在人们普遍了解的只有第一种，而通常无视第二种，于是片面的认为和亲都是屈辱的。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在中国，最初开始的对外和亲，就是一种屈辱的产物。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西汉初年，汉高祖为平定山西、河北的诸侯叛乱，大举亲征，而匈奴人也卷入其中。结果，汉高祖本人亲自率领的先头部队脱离了主力大军，被莫顿单于团团包围在大同的白登山。突围以后，汉高祖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和亲，将宗室翁主嫁给冒顿单于，再赠送大量的财物，换取汉匈之间的和平。此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继续对匈奴和亲，又分别将三位翁主下嫁给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祖孙三代。甚至于在汉高祖驾崩之后，狂妄自大的冒顿单于写信给吕太后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思是，本单于是个光棍，太后您是个寡妇，不如咱俩凑合着过吧。而吕太后却不得不卑辞婉拒。这件事，连同白登之围，被汉朝视为奇耻大辱。当时的和亲，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行的，自然被后世历代中国人视为不能忘怀、永志不忘的国耻。

但是，汉元帝赋予了和亲另一个维度的意义。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断绝和亲，随后大规模反击匈奴，一直到汉宣帝时期，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汉宣帝全力扶持呼韩邪单于，助其击败对手，统一匈奴。从此，匈奴跪倒在汉朝脚下。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进京拜见汉朝皇帝，并请求和亲，汉元帝将宫女王昭君下嫁给呼韩邪单于。现在人们常说，昭君出塞是和平与民族团结的象征；但一百多年前出塞和亲得四位翁主比王昭君地位高贵的多，却没有人说她们也象征和平与团结，因为她们的出塞是国家的耻辱。但昭君出塞不同，此时匈奴已经全面投降汉朝了，昭君出塞是天朝上国对周边蛮夷的恩赏，需要匈奴世世代代感恩戴德、无以为报的。而且，昭君出塞以后近六十年，汉匈之间一片和平，边境繁荣，再无战争。这表示，匈奴已经被全面纳入了汉朝治理之下的国际秩序之中。从昭君出塞以后，直至唐宋，和亲的含义都被固定为第二种，也就是国家强大时对周边蛮夷的羁縻手段，而且是最高规格的恩典。北周将千金公主嫁给突厥沙钵略可汗，隋朝将义成公主嫁给突厥启民可汗，都是这样的，都是第二种意义的和亲，绝对不是国家的屈辱。

唐朝的对外和亲，仍然是这第二种含义的和亲。唐朝对外和亲很多，比如唐太宗将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文成公主入藏前一年出嫁的），再比如唐玄宗将和义公主远嫁给费尔干纳的拔汗那王阿烂悉达干，再比如唐德宗将女儿咸安公主嫁给回鹘武义成功可汗，再比如唐穆宗将妹妹太和公主嫁给回鹘崇德可汗，其中，咸安公主和太和公主都是真正的公主，分别是唐德宗和唐宪宗的亲女儿。

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也是同样性质的和亲。虽然在后世，吐蕃成为唐朝最为强大的敌人，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吐蕃几度把唐朝逼上绝路，但是唐朝初年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只是个新兴的暴发户，与中国相比，吐蕃显得非常无德无能。大唐的光辉普照四海，北边青海方面的吐谷浑就得到了唐朝公主，所以松赞干布也想要。唐太宗一开始是拒绝的，所以唐蕃在川西松州干了一架，吐蕃大败。松赞干布派遣大论（相国）禄东赞（噶尔·东赞域颂）带了五千两黄金到长安谢罪，并再次求婚。唐太宗已经发现了吐蕃这个新兴暴发户的潜力，于是答应了，就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江夏王李道宗亲自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从拉萨跑到青海玛多的柏海迎亲，时值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为西藏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带去了先进的文化、科技、工农业技术，极大的促进了整个青藏高原的文明发展与进步，所以文成公主在吐蕃的地位非常高，高过任何一个吐蕃王后，在后世的西藏文化中也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永远不要小瞧一位和亲公主的作用，因为公主和亲是一个野蛮民族历史发展中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文成公主是这样的，外国也是，比如先后和亲基辅大公国、莫斯科公国的东罗马安娜公主、索菲亚公主，为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前者使斯拉夫人集体皈依了东正教，后者直接促使俄罗斯走出愚昧、跑步进入完善的封建社会。

除了文成公主入藏之外，还有一位金城公主，也是宗室之女，是在唐中宗年间入藏，即710年，下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不过，金城公主的地位也非常高，但由于一系列因素，她的作用不及文成公主。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唐朝抗衡的帝国，二者在西域和青海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战争。当时，赤德祖赞只是个6岁的屁孩子，吐蕃实权掌握在他的奶奶、松赞干布的儿媳妇没庐氏赤玛伦手中，她的老公芒松芒赞、儿子赤都松赞都英年早逝，孙子赤德祖赞年幼，垄断吐蕃大权的噶尔氏家族刚刚被赤都松赞连根拔起不久，内忧外患，矛盾重重，赤玛伦急需外部支持，这才有了这场和亲。但是金城公主入藏，带去了一份过于厚重的嫁妆，受吐蕃贿赂的大臣杨矩建议将河曲之地送给吐蕃，也就是海南、黄南、甘南三个州一带，此举导致后世唐蕃战火连绵。在8世纪二三十年代，唐蕃双方战争不断，唐玄宗时期的大唐当然吊打吐蕃，此时的金城公主发挥了巨大作用，亲自上书唐玄宗，积极斡旋促和，促成了733年的赤岭之盟。但是739年，维系和平的金城公主去世之后，唐蕃之间的大战又开始了，吐蕃被唐朝打的死去活来，要不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根本没有翻身之日。虽然金城公主的作用不如文成公主，但是，这是时代的悲剧，两个大帝国争雄是不可阻挡的客观必然，金城公主一介女流已经做到最好了。金城公主在吐蕃的地位依然十分崇高，下一任赞普赤松德赞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虽然事实上不是。

所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入藏和亲，绝不是什么丧权辱国的和亲，而是大唐为管理当时的国际环境而做出的恩赏，迎娶大唐公主是吐蕃所能享受到的至高无上的恩典。当时，迎娶唐朝公主，是一个什么样的礼遇呢？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和房玄龄商量后决定，答应薛延陀部的和亲请求，将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可汗夷男，夷男大喜过望，说：“我本铁勒之小帅也，天子立我为可汗，今复嫁我公主，车驾亲至灵州，斯亦足矣！”当然，因为种种原因，这次和亲最终没有能成功。但这是当时周边民族迎娶大唐公主时的心情的真实写照。

所以说，实质重于形式，送公主出去和亲，不一定就是国耻。反过来，外国把他们的公主送到中国来，也不一定就是中国的好事。遥想当年，南北朝时期，突厥木杆可汗开心的坐在宝座上，北齐和北周的使臣在下面互相骂的死去活来，只为争先恐后的迎娶突厥公主，此时，比汉初将翁主下嫁匈奴，还要耻辱百倍。更早一点，柔然还强大的时候，西魏文帝元宝炬，被迫迎娶柔然公主郁久闾氏做皇后，付出的代价之一是，他被迫废黜了出身高贵、美丽高雅、恩恩爱爱、相濡以沫、生了十二个孩子的乙弗皇后。因为郁久闾氏嫉妒，动不动就给娘家诉苦，柔然动辄南侵，西魏被迫将乙弗皇后杀害，临死前，乙弗皇后挥泪说：“愿至尊享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这样看来，迎娶外族公主，究竟是福是祸呢？

所以，和亲，是古代的一种规格非常高的政治活动，有利有弊，但究竟是国之幸事还是国之大耻，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唐朝时，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不是国耻，是大唐实力的生动体现，唐朝所有的公主和亲，全都不是国耻。

下图，是吐蕃权臣禄东赞来到长安为松赞干布求婚的真实写照，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坐在步辇中的是唐太宗，左侧中间站着穿锦袍的是禄东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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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唐初期唐高祖李渊在平定天下时，内忧外患，为避免天下不定，采取和亲，经过太宗发展宏图，国力强盛起来，高宗弘扬太宗宗旨，继续平定外患，为后面的开元盛世埋下很好的伏笔。但是敌人是打不完的，最有效的是收拢人心，外夷称臣，威震四海，慢慢以文化来同化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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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有人对和亲有误解。

元朝那么强大，为何还要和高丽和亲？

西汉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不但不是真公主，连假公主都懒得封了，呼韩邪感恩戴德都来不及，才没那个胆子计较。

因为这时候和亲已经变成一种恩赐了。

柔然把公主嫁给东魏权臣高欢，指名要高欢娶，不能世子高澄娶，把高欢逼得原配做妾，生病了也要坐车去看公主，憋屈的是谁？西魏的傀儡皇帝元宝炬也好不到哪里去，被迫废黜恩爱的原配还把原配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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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在《那些年泼在文成公主身上的脏水》系列第二遍写到了相关内容，但受篇幅所限尚觉言之未尽，这次我又补充了一些资料，从一个更高的视角详述之。

很多人一提到“公主和亲”马上就肝火上升、气串两肋，破口大骂朝廷暗弱、军力不足，使一弱女子离乡背井远赴异域。

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公主和亲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成行的，但有些和亲则存在明显的政策性诉求。

今天我们就以唐朝参与和亲的十九位公主为例，分析一下唐朝在此事上的政治性考量。

在谈及公主和亲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唐朝的时代背景。

一、唐朝“天下秩序”的形成。

唐朝的“天下观”沿袭自隋朝毋庸置疑，但隋乱之后，长城南北形势互易，突厥趁中原纷乱之际，从向隋称臣一跃而成天下霸主。

《旧唐书·突厥传》也称其：“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此时的唐朝，完全谈不到所谓“天下秩序”的构建。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突厥颉利可汗挥兵二十万直入关中，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拿到唐朝控制权就李世民，不得不在渭水河边与突厥斩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

但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他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训师经武，联络对突厥不满的部族。不过短短三年，中原便恢复了元气，长城内外战略形势再度易转。

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又援助梁师都为借口，六路大军齐头并进北伐突厥。次年，唐军大败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当时，东突厥为北方魁首，威势尚存，但在唐军打击下，如沸汤泼雪旋即而亡。此事一出，整个亚洲的游牧部落无不震慑，太宗“天可汗”之名已成。

从此时开始，唐朝才有能力开始构筑属于自己，有别于隋朝的“天下秩序”构架。

二、构建“天下秩序”的四大柱脚。

在属于唐朝的“天下秩序”模型中，有四个结构性的支柱撑起了整个体系。它们分别是“羁縻州府制度”、“质子及宿卫制度”、“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及“公主和亲制度”。

由于此篇文章不是专门讨论唐朝的“天下秩序”构型，故前三大制度不详述，我们只详细阐释一下“公主和亲”制度。

和亲制度肇始于西汉，汉臣娄敬曾上书汉高祖申明利害：

其一、蛮夷因和亲而获中原“厚币”，基于爱慕中原物资，必然大受欢迎，连带内地礼数风俗可透过和亲产生影响力；

其二、和亲公主必因彼等爱慕“重币”而为“阏氏”（王后），并于中原成为翁婿关系；

其三、若和亲公主之子继承大统，则岂有外孙与外祖父相抗衡的道理？

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李世民也说过，“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

由此可见，公主和亲制度从肇始之日起，便暗藏政策性的内核。

汉地政权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政策，对周边政权施行软实力影响。至于其政策是否奏效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谁都不敢保证效果如何。

同时，上述两段话也可以解释，为何汉族政权始终都是嫁女儿，从未有娶皇后案例。因为，和亲的长远目标是出现一个带有汉族血统的异族政权首领，而不是相反。

说到软实力影响，与公主和亲相配套的还有“纳质”、“宿卫”和“入学”三个手段，这就是我们前述的“质子及宿卫制度”和“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

唐朝时，曾要求内附诸蕃首领自身或首领的子侄入朝为质，《贞观政要》便记载：“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也屡见不鲜。

对于这些入京为质的人员，唐朝有一整套相应措施，一般先是入国子监学习汉族文化，然后根据“个人表现”、“政权重要性”以及“其在国内的影响力”相应“授官宿卫”。

《册府元龟》曾记载这样一件趣事，吐火罗叶护（君主）的弟弟，在长安为质获授四品中郎将。他感觉很委屈上书朝廷叫屈，因为同为人质的吐火罗属国石国、龟兹国人员获授了三品将军。

同时，这些入学国子监的质子们，对唐文化的仰慕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他们不但着汉服说汉话，还能熟练的吟诗作对，甚至曾有吐蕃使臣太过仰慕唐朝文化，死活不想回国，请人代言皇帝：“跟我国内说，我已经死了。”（“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

三、和亲制度下的外交取舍和向背。

除软实力影响外，公主和亲还标明了唐朝对外的取舍倾向和亲疏向背。

这一点上，对薛延陀的态度的变化是最典型的例子。

隋乱之时，唐朝和薛延陀共同感受着东突厥的压力，李世民在联合薛延陀打败了东突厥后，薛延陀归附唐朝并建立了薛延陀汗国。

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前，两国关系尚好，李世民曾将新兴公主许婚薛延陀。

这位新兴公主是李世民第十五女，根正苗红的唐朝公主，如果她能顺利和亲，将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异域的唐朝公主。

因为之前参与和亲的弘化公主（吐谷浑）和文成公主（吐蕃）都是宗室女，而再前的四位公主，虽有两位是李渊的亲生女儿，但嫁的都是归附唐朝的异族大将。（详见文中“唐朝公主和亲一览表”）

但薛延陀最终也未能娶到新兴公主，因为唐朝发现薛延陀汗国已在北方做大，隐隐有第二个东突厥之势。

李世民也挺逗，当时薛延陀赶着十万匹杂畜作为聘礼前来迎亲，可途中遭遇暴风雪袭击，牲畜冻毙走失过半。

太宗便以“聘礼不足”作为理由回绝了薛延陀。

李世民当然不差这点牲畜，如果有必要就是倒搭点牲畜，他也能把女儿嫁出去。

唐庭君臣的一次奏对，充分说明了唐庭在此事上取舍的原因。

如果将公主嫁给了薛延陀相当于认可了其地位，会让周边族裔更加驯服。（“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

而如果不许婚，那就会让周边族裔知道，薛延陀并没有获得唐朝的支持，不久他们就会崩盘。（“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

果如李世民所言，三年后（贞观十二年，724），薛延陀在唐朝分化瓦解和周边族裔围攻下灭亡。

同样，在对吐谷浑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上，也能看出唐朝和亲的选择性。

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继位之初，年纪幼小，朝中大臣争权导致国家大乱。当时诺曷钵并不是其国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势力，但唐朝决定投注于他，先派李靖领军弹压各方势力，而后封诺曷钵河源郡王。

等到贞观十年（636），诺曷钵亲自入长安求婚，李世民又将弘化公主相嫁，嫁妆甚为丰厚。

通过弘化公主的和亲，诺曷钵相当于获得了当时东亚霸主的背书，逐渐稳定住了局面。

从上述两个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对和亲与否的问题上，更多表现在政治投资上。

通过和亲与否的选择，来表明对其政权的取舍，并以和亲的方式，谋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以初唐、盛唐的强势地位来说，迎娶唐朝公主（尚公主）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各方势力乐此不疲，如果求亲未遂自然会非常恼火。

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便口出怨言“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

“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足见运作良好的唐朝和亲制度，在周边异族政权中的影响力。

甚至到了中唐时期，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依旧能够凭借公主和亲获得利益。

中唐时期（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面对吐蕃尽占河陇的巨大压力，三位全部和亲回纥（回鹘），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间的“反吐蕃联盟”。

回纥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与吐蕃决裂，并称昔为兄弟，今为半子，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害。（“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

四、公主和亲与唐朝国力强弱的关联性

有很多人将公主和亲归咎于国力孱弱，并以此作为唐朝国力不强的证据。但其实唐朝和亲密度最大的时期，恰好是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唐朝公主和亲的表格。

上面是我从《唐会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但唐朝后又悔婚，未能成行，不在此列。

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各1位。

换句话说，初唐、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占比高达79%，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亲，占比只有21%。

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岂不意味着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

其实，对于“公主和亲”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即“和亲”说明双方都没有充足把握，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

因为，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就不需要和亲了，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

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兵锋时时威胁关中，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

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时期，唐朝内忧外患，此时和亲又有何用？

说真的，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

“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反倒是军队管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另外，从和亲公主的去向，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

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2位和亲奚、4位和亲契丹，占比31%。

其余全部远嫁西部，分别是吐蕃2位、突厥3位、铁勒1位、吐谷浑1位、突骑施1位、宁国1位、回纥（回鹘）4位。

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反过来说就是，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

这一点，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

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而号称“掌控半数天下雄兵”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

哪个方向对关中威胁更大一目了然了吧！

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和亲源于国力弱”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唐朝国力最强之时，正是和亲手段用的最频繁的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和亲的政策效果才更明显。

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很多时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时时刻刻谋求“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

所以，自古以来“效费比”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从不考虑“效费比”的皇帝，通常都干不太长，比如隋炀帝。

而“公主和亲”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当优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

综上所述，“公主和亲”是一种政策性的手段，其根本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这种政策的实施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但是正相关状态，即国力越强和亲政策效果越好，而不是相反。

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我们一直都是从更宏观政策性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如果从个体的角度上说，“和亲”就显得不那么人道了。

毕竟，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背井离乡，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传统。

另外，汉藏史料里确实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念头。

因此，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有同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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